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最高法)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对于学生欺凌和校园纠纷、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工作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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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是，《意见》明确表示，强调精准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准确把握和判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导致犯罪的深层次原因等，最大限度挽救涉案未成年人。对于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罪犯)，绝不姑息纵容，坚决依法惩治，确保司法公正。
有声音指出，《意见》针对未成年人恶性案件措辞严厉，似乎是从严判决恶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信号。不过，在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副院长王贞会眼中，多年以来贯穿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依然没有动摇。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肯定更重?
《意见》出台以后，对未成年人罪犯“绝不姑息”“坚决依法惩治”等词条引发讨论。
上海靖予霖律师事务所律师付申对
记者说，除最高法出台的《意见》。近几年，我国《刑法》也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做过调整。
付申表示，在2021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以前，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修正案施行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修正案打破了以往“14岁以下绝对无刑事责任”的情况，将我国刑法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到了12岁。
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肯定会比以前更重”。
付申结合近年来曾代理过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向记者表示，在《意见》出台以后，对于一些未成年人实施的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一些情节比较恶劣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性犯罪案件，在判罚结果上可能会出现从重的趋势。
付申介绍，种种案例表明，仅靠刑法打击并不能完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需要全社会各方联动，进行综合性、全面性的治理和预防，这也是《意见》所希望推动的政策效果之一。
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薛宁远律师则认为，这项新增法条与本次《意见》出台可以结合起来看，“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惩治有了新的理解和措施。”
薛宁远说，不管是《刑法修正案》，还是本次的《意见》，其中涉及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内容里都包含了许多具体的、严格的前置条件。比如规定了适用范围是“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等具体罪名，以及“主观恶性深、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等严重情节。“并且，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还多了一道程序，就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明确从严处理学生欺凌行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制定、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被称为“两法”。王贞会介绍，两法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我国陆续又发布了多部法律法规，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的持续多方位关注。”
王贞会介绍，2021年，教育部发布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针对学校场景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做了较全面的规定，对于解决学生欺凌、校园安全等问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022年1月，《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 从法治层面把家庭教育确立为国家事务，明确了父母和监护人的家庭教育责任。从此，对未成年人“养而不教、监而不管”的惩戒有了法律依据。
2024年1月，《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实施，针对网络环境下保护未成年人免遭网暴等问题，提供了较全面的规定。
王贞会认为，《意见》的发布，说明下一阶段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工作的工具箱又进一步扩大。“《意见》微观上有可操作性，宏观上有指导性，为相关工作带来了新思路。”
《意见》对许多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问题的处理做了详细说明，比如明确要求了推动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王贞会介绍，此前，许多地方的未成年人案件分散在各个业务庭，刑庭、民庭、行政庭分开审判，虽然有地方探索了“少年法庭”等形式，但总体上还是形不成合力。如果此后加大力度普及未成年人案件“三审合一”，将会进一步夯实以未成年人为中心的一种新的内在的法律逻辑。
河北霸州市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负责人邓琳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三审合一”可以在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行政和刑事的问题;办理刑事案件的时候，回溯孩子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出了哪些问题。“这样办一个案子，不仅保护了一个孩子，而且能够发现更多问题，让更多孩子受益。”
“本次《意见》的另外一个亮点，还在于明确了从严处理学生欺凌。”王贞会说，《意见》中明确规定，学校、培训机构等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依法判决承担侵权责任，并根据情况发送司法建议。欺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扩大了学生欺凌现象的责任主体，促进了更多机构和组织参与到反校园欺凌的工作中来。”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不会变”
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通过，对未成年人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被正式确定。王贞会表示，多年以来，该原则一直贯穿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即便近几年对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法律做出种种调整，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未成年人。
王贞会说，近年来，各地法院披露过大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判决结果多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比如最高法曾公布，2019年1月至2020年3月，未成年人贾某诱骗多名被害人在网络平台违规借贷30万元。最终，法院考虑贾某成长过程中监护人缺失、案发后积极退赃等因素，作出从轻处罚的决定，以诈骗罪判处贾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但是，一些性质极其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也曾引发公众重新审视“惩罚为辅”原则。比如2023年，湖北某未满12岁儿童将某4岁儿童诱骗至菜园，并将后者推入粪缸致死。最终，因凶手未满12周岁，无刑事责任能力，该案作撤案处理。
王贞会认为，偶发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是个例，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短时间内不会改变。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治工作仍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少年审判人员数量较少、专业性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王贞会说。
“中国法院报”曾发文指出，鉴于少年审判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审判人员不仅需要丰富的理论知识，还应具备一定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知识储备，属于稀缺的“复合型人才”。此外，少年审判人员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从事依法裁判之外的综合性事务，比如家庭关系梳理、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等。“这进一步加剧了少审法官稀缺的状况。”
中国法院报还指出，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地区少年发展状况不同，各地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存在差异化，少年审判机构建设不统一、发展不均衡。由此带来的司法理念不统一、裁判标准差异化、机制运行不顺畅等现象也亟待解决。
王贞会告诉记者，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炒股配资选择配资，只有社会、家庭、学校、政府、法律部门形成合力，才能促进相关工作向精细化、高效化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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